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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邓大姐率队撤离延安

2018/6/9    作者:    来源:    阅读:875

顺丰大当家-绍兴馆
    1947年春,蒋介石调集了十几万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妄图一举把他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拔掉。延安作为革命圣地和党中央所在地,从2月份开始就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坚壁清野,有计划地进行战略转移。

  转移前,党中央机关组织分批进行转移。其中中央机关家属子女组成一个小分队,由邓颖超大姐和朱德夫人康克清大姐负责,先东渡黄河,到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然后根据情况再定行止。

  这个小分队共有老弱小30多人,其中有先行渡过黄河的毛泽东主席的小女儿李讷,有刘少奇同志的两个孩子涛涛和丁丁,有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琮英和孩子任远,还有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和孩子、王若飞同志的夫人李佩芝和孩子、王明的夫人和孩子,再就是几位老同志。

  由于这支老弱小小分队是邓大姐带队,周恩来副主席让我跟随邓大姐先转移,并叮嘱我一定要帮助邓大姐完成好这次转移任务。

  3月13日傍晚,我们从延安枣园后沟乘吉普车出发,当晚到达延安以东五十里外的集结地——永坪镇。

  临离开枣园后沟前,周副主席来同邓大姐告别,又特地嘱咐我:“大姐身体不好,你要多帮助她。”少奇同志也拉着邓大姐的手说:“路上多多保重,我那两个小孩涛涛和丁丁就托付你了,祝你一路平安!”

  当时邓大姐正患心脏病,而且病情较严重,脸和腿浮肿得用手指按上去一按一个坑。当时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四面封锁,条件非常艰苦,医疗条件更差,根本无药可医。尽管如此,邓大姐还是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党中央的委托,负起了这支老弱小小分队转移的重任。

  在永坪镇停了两天多,邓大姐和康大姐把小分队组织好以后,3月16日下午3点钟后,我们乘上一辆大卡车开始上路,向黄河岸边进发。我们之所以在下午3点以后上路,是因为国民党飞机在每天下午3点以前飞到陕甘宁边区,到处寻找目标狂轰乱炸,3点以后就再不来了。

  待大家上车坐好后,邓大姐做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她说:我和康大姐受党中央委托,负责带领大家先东渡黄河,然后再定行止。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分区所在地。我们这次行军不同寻常,是战时的行军,为了躲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在每天下午3点以后和晚上走,这对我们这些老弱妇女和孩子来说,定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希望大家严格要求自己,互爱互敬,互相帮助,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战胜困难,顺利到达党中央给我们指定和安排的地点。

  小分队出发后,谁知头一天就出师不利,晚上九、十点钟卡车开过一条小河时,卡车的后轮掉进了冰窟窿,不管怎么加大马力,汽车哼哼着后轮就是拖不上来。这天夜晚又天黑地冻,伸手不见五指,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又没个手电筒,大家手足无措,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邓大姐下车问明情况后,命令我说:“小成,你快去附近找找老乡,请他们带上工具来帮我们把车弄上来。”这支小分队只有我一个带枪的男青年,也只有我才能去执行这一任务。我顺着山沟右边的小路小跑似地走去,边走边呼唤老乡。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也没呼唤到一个老乡。我急中生智,当即掏出随身带的驳壳枪冲天开了两枪,目的是想用枪声引起狗叫声,这样我就可以顺着叫声找着村子、找着老乡,同时也为自己壮壮胆。不成想打了两枪以后一点动静也没有,可见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片荒野,一户人家也没有。照这样走下去只能是白走。怎么办?无奈之下,我只好原路返回,再想别的办法。

  我摸着黑一溜小跑回到原来卡车被卡住的小河边,发现卡车已经从冰窟窿里开出来了,正停在那里等我。我不禁又惊又喜,一问,才知道我走后朱德总司令他们正好路过这里,是朱总司令他们的汽车把卡车拉出来的。邓大姐见我跑得气喘吁吁,当即招呼我:“小成你回来了,快上车。”我上车后,卡车哼哼两声开动起来,当夜宿营在一个我们事先预定的小村庄。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们刚吃过早饭,敌人的飞机轰鸣着朝我们宿营的小村庄飞来了。由于我们的卡车没有隐蔽好,被敌机发现了,敌机低空盘旋,对卡车进行反复扫射。在这紧急时刻,邓大姐就像一名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命令我:“小成,你快去告诉大家,在窑洞里不要出来,以免暴露目标,遭到敌机扫射,并告诉司机把卡车开远一些隐蔽起来。另外,你也出去找个隐蔽的地方,注意观察,看有没有人走出窑洞……”

  幸亏这次来的敌机是侦察机,不是轰炸机,只是低空盘旋扫射了几次,没有扔炸弹就飞走了。村子没受什么损失,人员也无伤亡。卡车经司机检查也只是被敌机机枪打穿了几个洞,机件并没损坏,丝毫不影响行驶。

  下午,我们按预定行程到达了黄河岸边的西岸吴堡渡口,有两只木船已等在那里,待我们上船后就向东岸渡去。

  这里的黄河不同下游,夹杂泥沙的河水一片浑黄,浪涛滚滚,激流飞荡。面对浊浪滚滚的大河,我们乘坐的又是一只小小的木船,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免有些恐慌,生怕有什么闪失,特别是那些孩子们,没见过这么大的河,更怕掉进水里。邓大姐看了看大家,镇定地向大家宣布:“请大家注意:第一,上船后要坐好,手把紧船,不得乱说乱动,要听从船头的指挥;第二,上下船大家要互相帮助,照顾好各自的孩子,不要让他们东窜西窜,更不要慌乱。”大家望望邓大姐,见邓大姐那样镇定,都感到有了主心骨,也都把慌乱的情绪稳定下来,互相搀扶着陆续上了船。

  邓大姐把小分队分成两批,第一批由康大姐率领乘一只船先行,第二批由邓大姐率领坐另一只船。由于邓大姐组织得法,大家又都听邓大姐的话,服从邓大姐的指挥,虽然黄河激流飞荡,浪花四溅,船只飘摇,大家还是顺利地渡过了浊浪滚滚的黄河,抵达了河东岸的军渡渡口。

  在军渡迎接我们的有晋绥军分区的陈副司令员、中央办公厅先遣组的范离副部长。过了黄河,大家心理上自然有了一种安全感,因为已经离开了激战的河西。但是新的麻烦又来了。第二天出发时,我们的交通工具由卡车改为马和毛驴,一家一匹马或一头毛驴。有人说,从来没骑过马和毛驴,孩子闹,大人也有意见,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也未能起程。康大姐做工作根本不听,向邓大姐汇报后,邓大姐也有点生气。她走到小分队集结处,压着火气对大家说:“我们这次行军,不同往常,有马和毛驴骑就已经不错了。毛主席他们正在同敌人作战,他们连这个条件也没有,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有的同志说,东西多一头毛驴不够用,那就请你把次要的当前用不着的东西扔掉,如果舍不得扔那就背着走。还有的同志说没有骑过马不敢骑,那就请你牵着走。我们每家只能有一匹马或一头毛驴就已经不错了,我也是一匹马嘛。我们不能再给地方上增添麻烦了。”邓大姐说过之后,大家停止了吵闹,小分队很快就出发了。

  有一天晚上,小分队到达了另一预定的宿营地。各家都按事先分配的房子住下了,惟独有一位领导同志的夫人嫌房子又小又黑,不肯进去住,坐在门外哭闹。康大姐给她做工作她不听,她说的又是一口上海话,谁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康大姐向邓大姐汇报后,邓大姐很生气,她走到那位夫人的住处,见她还在哭闹,就很严肃地说:“你也太不像话了,你也不想想毛主席和你爱人他们,他们正在同敌人打仗,不管白天黑夜,风里来雨里去,就连这样的房子也住不上呀,你还闹,你对得起他们吗!我们就在这里住几个小时,别人行,你就不行,你就打算这样闹一晚上吗?”说完,邓大姐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地。之后,邓大姐又要我去看看,我到那里一看,那位夫人不闹了,正往屋里搬东西呢。

  经过几天艰难的行军,终于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晋绥军分区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在兴县,小分队大部分人都由中央先遣组作了安排,人员虽然减少了,但邓大姐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少奇同志的两个孩子和保姆耿贵珍同志外,又增加了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和保姆李若同志。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第二个目的地——晋察冀军分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在兴县,邓大姐、康大姐和少奇同志的两个孩子涛涛和丁丁、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我们住在靠近防空洞的一个小院子里。

  因为兴县是晋绥军分区所在地,也是敌机重点侦察和轰炸的目标之一。邓大姐不但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每天查看、询问孩子们的情况,并且特别交代我说:“我们住的地方是军分区,敌人的飞机常来侦察、扫射和轰炸,你要特别注意,听到警报声或防空电话通报,就赶紧招呼孩子们钻防空洞,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军分区领导对防空问题也很重视,指示电话总机和通讯员,一有空情首先要通知邓大姐。为了安全起见,还给涛涛和丁丁的保姆耿贵珍、李讷的保姆李若规定了一条:不准带孩子远离住地。

  有一天上午,警报响得特别早,像往常一样,我通知两个保姆后,就跟邓大姐进了防空洞。我们刚进去,就听到了敌机的嗡嗡声.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炸弹就投到我们住的小院子里。邓大姐看了看大家,发现涛涛、丁丁和耿贵珍都没进来。他们如有个闪失。那还了得!邓大姐急了,当即责问我:“你告诉耿贵珍带孩子进防空洞没有?”我说:“告诉了。”邓大姐又说:“告诉了怎么还没进来?你快去把他们接来!”我也急了,当即冲出防空洞,穿过飞机炸弹刚刚炸起的烟尘,跑进耿贵珍和涛涛、丁丁的住屋。涛涛和丁丁吓得嚎啕大哭,涛涛抱着阿姨的腿,耿贵珍也吓懵了,抱着丁丁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一拉耿贵珍:“还不快走?”耿贵珍这才醒过味来,她抱起出生几个月的丁丁,我抱起涛涛,穿过烟雾,向防空洞跑去。我出防空洞去找耿贵珍和涛涛、丁丁时,邓大姐一直在洞口望着,见我们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跟我们一起进了防空洞。经检查,还好三个人都没伤着,只是丁丁仍哇哇哭个不停。当时丁丁还不到一岁,小脸上满是灰尘,被眼泪冲得一道一道的。邓大姐一面掏出手绢给他擦眼泪,一面哄他:“小宝宝,不哭,不哭……。”由于敌机反复侦察,那天我们在防空洞里呆的时间最长,李讷累得都站不住了,就坐在保姆李若的腿上。

  解除空袭警报后,我们出了防空洞,回到院子一看,院子里炸了一个大坑,全院窑洞、平房窗户上的玻璃和窗纸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全被震碎了,就是房子没倒。敌机轰炸这个院子的原因,估计可能是晒在院子里的小孩尿布暴露了目标。随后部队来了一个班的战士帮助打扫、糊窗户清理现场。军分区陈副司令员把我们接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吃了午饭,才又回到原住处。

  我们在这里一直呆到4月下旬。有一天,少奇同志和朱德总司令要去晋察冀,路过这里,少奇同志就把自己的小孩涛涛、丁丁和耿贵珍接走了。第二天,朱总司令、康大姐和邓大姐带着李讷、李若、我,我们分乘三辆吉普车,离开兴县晋绥军分区。由军分区陈副司令员陪同,赶赴晋察冀军区,我们行程的第二个目的地。当晚我们宿在岢岚县。晚饭后,康大姐约邓大姐、陈副司令员一道去看李讷,见李讷房间里挂着一张她自己画的小女孩的画像,小女孩留着两条大辫子,下边歪歪斜斜地写着“李讷六岁半”,好像还没画完。

  我们正看着这张画,通讯员送来一份急电,要邓大姐带李讷返回三交,参加中央后委工作。次日早饭后,送走朱总司令,邓大姐就带着李讷、李若和我一块儿乘吉普车返回了三交。

  在这40多天的转移活动中,虽然环境艰苦,情况复杂多变,但是邓大姐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党中央给予的任务,特别是关键时刻的几次讲话和处理问题的果断,不但使大家心服口服,而且充分展示了她作为一个妇女领袖的智慧和人格魅力。

     原载于:http://hsly.cntv.cn/20120612/1073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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