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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氏英雄模范

周恩来邓颖超曾有过两个孩子?

时间:2018/6/9 21:58:58   作者:   来源:   阅读:740   评论:0
内容摘要: 作者简介:赵炜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辽宁省新民县人,1951年参军,1954年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起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1983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

                                 周恩来邓颖超曾有过两个孩子?

      作者简介:赵炜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辽宁省新民县人,1951年参军,1954年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起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1983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及纪念馆顾问。著有回忆录《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等著作。

  邓颖超身为革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过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是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输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遂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后来,在与赵炜的谈话中,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她,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可能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邓颖超第一次怀孕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我的儿子赵珂和女儿赵琦就都和周总理和邓大姐很亲。

  没事的时候,邓大姐常念叨着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总是说我:“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大姐,那您不是赛仙家吗”我宽慰她。

  邓大姐笑了:“仙家虚无飘渺,还是一枝花实在呀。”

  “其实呀,我也差点是一枝花呢,”有一次邓大姐和我谈起孩子感慨地说:“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趁着邓大姐那天情绪好,我就让她讲讲孩子的故事,邓大姐便慢慢倾吐出她早年失去孩子的经历。

  邓大姐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总理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那阵儿我上班总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大姐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她自己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想来想去,邓大姐就自作主张去街头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把胎儿打下。谁想到,那中药药性很强,她吃了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后来,杨妈妈从天津来到广州吓了一跳,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实在忍不住就责备邓大姐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大姐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到了11月,邓大姐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总理重逢,对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回忆的:“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脸色不好,马上问我怎么啦,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讲完这段往事,邓大姐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从她的口吻中,我感觉出了一点点懊悔,但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样话安慰她。

邓颖超第二次怀孕

  “我第二次怀孕时快生产时恩来又不在。”过了一会儿,邓大姐又接着讲述了她第二次失去孩子的经过。她是1927年3月的预产期,在这之前,周总理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大姐因为要分娩,就暂留在广州,她母亲也特意从梅县的中学回来照顾她。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近10斤重,他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大姐说着拍拍我的肩膀。

  邓大姐产后身体一直很弱,本来她想在医院里多养几天,然而,十几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大姐她们以前住的地方被搜查,还有三位同志被捕了。还好,在搜查前,周总理刚刚寄给邓大姐的一份电报被工友收起来,后来他把那份电报送到了医院。邓大姐当时在医院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马路上警车呼啸,她让母亲到外面去看看,正好遇到送电报的工友。广州无法呆下去了,邓大姐和母亲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总理的安排去上海,但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大姐,她必须尽快离开医院,否则军警很快就会来搜查。

  要想安全离开医院是个难题,后来邓大姐是在德国教会医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帮助下在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临行前,还是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让他想法转给邓大姐当路费。从香港到上海,邓大姐又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她找到周总理时,人已是虚弱的不行。

  后来,邓大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大姐就再也没有受过孕,战争年代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邓大姐的两份遗嘱十分简短,但它精炼如金。从那一条条简洁而明了的嘱托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伟人的胸怀。邓大姐去世后,我不想违背她老人家的嘱托,因此,办理后事时,凡是能办到的事我都是按照她的要求办的,只有这样,我在心里才觉得对得起她老人家。

               周恩来邓颖超曾有过两个孩子?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你不是喜欢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二十六年了,我比你住得还长,现在已经是三十八年了。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84岁高龄的邓颖超之手。

  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海棠盛开之际,邓颖超睹花思人,写了这篇散文,题为《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怀念逝去12年的周恩来。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相识天津,并不是一见钟情,却在一生的相伴中逐渐积淀成深沉的爱。

  周恩来的真情流露

  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纪东回忆说,1969年末的一天,邓颖超感冒,头痛发烧。晚上9时左右服过安眠药以后,邓颖超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保健护士小许出去倒洗漱水。没等小许回来,她便自己向床边走去,哪知药力发作快,她走到床边时,险些跌倒。幸亏小许回来得及时,忙把邓抱住,搀扶她坐到床边,同时按电铃叫服务员高云秀帮忙。

  这时邓颖超已进入昏睡状态,身体瘫软。高云秀来了仍不放心,便急匆匆叫大夫。当时周恩来正在客厅吃饭,看见高云秀从他面前跑过,立即扔下筷子快步奔向邓颖超的卧室,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床边。一见邓颖超“昏迷不醒”,情急之下,俯身连声疾呼:“小超!小超啊!”

  纪东在书里说,上面的这件事,他是事后才听说。但他却亲眼看到过周恩来和邓颖超亲吻的场面,可能也是人前唯一的一次“亲吻”了。

  老头子,你得亲我一下

  1969年9月3日,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战仍在继续,大家都为周的安全担忧。

  毛泽东对其安全也非常关心,周恩来平安返回北京后,王海容给我们打电话说,“毛主席得知总理安全返京,老人家让王海容、唐闻生与他一起向南三鞠躬,以示祝贺。”

  邓的担心更是可想而知,但她仍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得知丈夫的专机已进入中国领空,并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那天所有在家的人都聚集在客厅迎接周恩来的归来。周一进门,邓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顿时目瞪口呆。

  纪东回忆说:“周恩来哈哈笑着,把邓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周深深地在大姐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旁若无人。大家对大姐以这种方式迎接总理既感到惊奇,又兴高采烈。”

      周恩来曾经说过,邓颖超对他的爱是“热情和理智交织着”。也许正是因为用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爱,他们才能像西花厅的海棠一样,历经春夏秋冬,云卷云舒,依然年年绽放,满树繁花,摇霞映雪,岁岁芳华。而对于这段婚姻,周恩来最遗憾的恐怕就是没有亲生的孩子。

  我也有一个亲生儿子

  1972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和国务院的几位官员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情况汇报。

  会后,和往常一样,只要周不离开,几位官员都陪他再坐一会儿,有时说说国务院的工作,有时随意闲聊一会儿。这次大家说着笑着,又回到计划生育的话题上去了。

  说着说着,周恩来突然问在场的几位领导:“你们知道吗?我和邓大姐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没等大家回答,周接着说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量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我和许多共产党人被通缉。当时,邓大姐在广州,正好临产,因为孩子太重,有9斤多。”

  周说着还比划了一下:“有这么大!结果三天三夜没生下来,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只能用手术钳协助,因为用力太大了,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有活下来,夭折了,我也没有看到一眼。”说到这儿,他脸上充满了凝重和伤感。

  每个人都静静地听着,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李先念站起来说:“总理,今天不早了,您休息吧。”“好,休息!”周答应着,起身往西花厅走去,他的心情已经恢复了平静,大家分头散去,谁也没再说什么。

  周恩来爱孩子,也希望有自己的亲生儿女,据说他和邓婚后不久,就因为孩子问题对邓大姐发过火。

  两人结婚不到两个月,邓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自己和周恩来孕育的第一个小生命,给21岁的邓颖超带来的不是兴奋和甜蜜,而是担心和慌乱。

  她到广州不久,又刚刚入党,工作尚未完全打开局面;周恩来则整日奔忙,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小家庭。左思右想,邓颖超自作主张,上街买了点药把孩子打掉了。

  一个多月后,当邓颖超与周恩来再次见面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丈夫。在她眼里,他一直是温柔、随和的。相识6年来,从未见过他发过火,这一次,她总算见识了。

  周恩来对妻子勃然大怒。指责道:“你怎么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便扼杀,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绝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太轻率!”

  邓颖超只好耐着性子听着,不住地道歉。直到周恩来一通火发完,她才轻声说:“我知道错了,是我轻率、幼稚,还不行么?”周恩来后来就不再说话。

     原载于:http://hsly.cntv.cn/20120703/106107_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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