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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迁移史

广安《邓氏分谱》

时间:2014/1/18 12:29:03   作者:   来源:   阅读:190   评论:0
内容摘要:  核心提示:我始姓于周之邓国,盛于汉之高密,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九侯...广安《邓氏分谱》一、《邓氏分谱》版本概述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问世之后,由广安市组织编写的一本专门介绍邓小平故居的小册子——《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故居》出版了。该书明白无误地提到:广安协兴镇牌坊村...

  核心提示:我始姓于周之邓国,盛于汉之高密,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九侯...

广安《邓氏分谱》

 

 一、《邓氏分谱》版本概述

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问世之后,由广安市组织编写的一本专门介绍邓小平故居的小册子——《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故居》出版了。该书明白无误地提到:广安协兴镇牌坊村邓氏家族的家谱,叫做《邓氏分谱》。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引导她追寻族宗踪迹的家谱,名为《邓氏家谱》。由于她没有介绍这个《邓氏家谱》的版本情况,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在现有的《邓氏分谱》之外,另有一种《邓氏家谱》存在。事实上,二者应是一回事,只不过毛毛把《邓氏分谱》的谱名书作《邓氏家谱》了。

根据笔者个人所及,目前《邓氏分谱》的版本情况大致如下:

(1)由邓绍明所撰的稿本,用毛笔竖书写在16行红框、红线的帐本上,页首已有相当部分残损。部分页章上有眉批,如在七世祖生平的上方空白处,便墨批有一段赞语,文末书有孙绍明题的字样。南充市档案局收藏有此稿本()的复印件。

(2)刻印本《邓氏分谱》。目前见到两种版本:

一种封面印有邓氏分谱四个古宋大字,封面外有一保护性包皮,上书广生二字,应为收藏者的署名。该谱以绍智为九世祖、先镜为十世祖,表明这个刻本的持有者,与稿本持有者邓先远,在世系支派上略有不同。

另一种封面题有存醇创编,绍明续编字样,以及监制、书写、镌刻人的姓名。该谱封面上还印有出版发行时间:公元一九四九年。内文截至五世,以仁溶为五世祖,表明该谱持有者,也与稿本持有者邓先远,在世系支派上有所不同。

以上刻本是在稿本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出版时间均为民国三十八年(1949)。这两种刻本与稿本最大的区别是:在谱首新增加了《规定条例》十条;将原来稿本作为附录处理的12篇诰封、祭文,移到相关人物传的后面;删去了稿本两篇寿文和寿联。

(3)手抄本《邓氏分谱》。以21行通行纸,用水墨钢笔抄成,共22页,每行最多25字,全谱共约9000余字。谱文分行、分段.除在个别字句外,一般未加标点。所抄字迹工整,笔画清晰,除个别使用简化字外,通篇使用繁体字。比较上述稿本、刻本,该本最大的不同是:新增加了两件诰封的录文;该谱以仁敖为五世祖,存厚为六世祖,心亮为七世祖,克贞为八世祖,绍瑚为九世祖,先信为十世祖。表明该抄本的持有者,在世系支派上又与稿本、抄本的持有者略有不同。

以上刻本、稿本、抄本的内容,共由谱序、谱启、凡例、世系,以及封诰、赞语和寿文等部分所组成。

经笔者核对,凡见诸于《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的主要内容,在以上这些刻本、稿本、手抄本《邓氏分谱》中,都能找到原始依据。当然,限于篇幅和体例,还有许多反映邓氏家族的丰富内容,毛毛没有提到。因此,可以断定,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所提到的《邓氏家谱》,实际上就是现存于广安邓氏家族中的《邓氏分谱》。

二、《邓氏分谱》编修经过

毛毛在书中说:这个家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编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撰的。如果她看到分谱上的两个谱序,是会重新作出更正的。因为,根据这两个谱序可以知道,广安邓氏家族修谱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1)明代修有《邓氏族谱》,该《族谱》曾流传于全族,人皆有之,后毁于明末战乱;(2)清光绪八年(1882),邓存醇草创《邓氏分谱》,未及流传,仅藏其家;(3)民国三十八年(1949),邓绍明主持重新编修《邓氏分谱》,现存有他亲笔撰写的底稿本及刻印本。

为了了解广安邓氏家族编修《分谱》的缘由、经过,以及编修者的观点、主张,必须引述这两篇谱序的原文。先看《邓氏分谱序》。文字虽然较长,但较为重要,兹照引刻本录文,并作分段、标点如下:

甚矣,兴废之难言也!盖宇宙有大关会,惟运气为主。故天气有旋转,而地运从之;地运有推移,而天气应之。而人之生于其间者,辄受使于无方之颠倒,而莫能自知。故得其运气之厚者发之,不过百年;其薄者不过五六十年;再薄者三四十年,一二十年而已。一败之后,田土散失,衣食不继,而绝灭随之。即间有世泽孔长者,一姓之中不过一二家,一家之中不过一二人。此自古王侯将相、仁圣贤人、忠臣孝子之族,皆不能逃此数也。余昔年避乱,见有富贵之裔,臂负族谱十余册,余随举一册,问其后人,则曰:已故绝矣。又举一册问之,乃附耳密言曰:皆故绝矣。嗟乎!当其兴也,支分派别,大书特书,炫耀耳目。及其废也,虚名空悬,所志者特绝祀孤魂耳,亦何益乎!

又世之修谱者,辄举古来之王侯将相、仁圣贤人、忠臣孝子顶为世系,彼其意,始欲夸大其门户耳。讵知封建之世,但灭其国,一时大家势族俱有田庐、坟墓,其家乘或易。考核后世,剖分省、府、州、县,当更姓改步之年,寇贼满天下,杀戮遍寰区,逃命者流离转徙。在有识者,或可记其一朝之世系;在无识者,不过记其祖与父之名耳!一朝之世系且不能知,又焉能记千百年来之祖籍乎!故凡以王侯将相、仁圣贤人、忠臣孝子夸作祖贯者,皆伪也,亦自诬也。

不特此也,世之修谱者,或虑家无声势,或嫌人丁稀少,于是举凡同姓者,概联为一宗。卒之芝麻、绿豆,种类各别,不相属也。又况冠以古来名人之世系,杂以同姓之纷纭,则纸札必多,册页愈繁。幸而承平,犹足荣焉;万一世变,资斧且不能戴(),况能戴()此繁多之族谱,仆仆道路乎!

余深有鉴于此,故我始姓于周之邓国,盛于汉之高密,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九侯,唐宋元明,代有伟人,不敢妄引为祖贯也。各省州县俱有家门,俱有富贵显宦,不敢谬引为同宗也。即亲属之支分派别者,亦不房房缕举,恐其有兴有废,书之无益,则以余深知,天地运气行道也。故朝数则以有明为断,世系则以士廉祖为的。盖绳其祖当避难时,年已七周,其祖与父固所知也。至其所书之谱,则各执一本,各书其分派,各叙其来历,世世加添,有一人即有分谱一本。居常则可互相对证,居变则可便于携持,即过都越国不难也。后世子孙果能知此绵延,虽传之数千百年,而祖宗之血脉,断无有远而难征者,岂不懿欤?是为叙。

这篇谱序作于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孟春月(即农历正月),作者是邓存醇,为广安邓氏清代六世祖。根据《世系》载,邓存醇为五世祖邓HT5”6”〗氵〖KG-3〗敖〖HT5”5(字化鹏)之第三子,廪贡生,享年68,以他的经历和学历,完全有条件和能力收集、整理、保存自明以来,尤其是清以降有关邓氏列祖的口碑、墓志、文献等资料,从谱序可知,邓存醇是反对编修册页繁多的族谱、宗谱一类家谱,这主要是从世事兴废无常而发的。他认为,万一世变,人们连盘缠、用具都不能随身携带,又怎能将册页繁多的族谱带上路呢?因此,那种房房缕举的合族宗谱,并不实用。在明末巨变中,邓氏先祖邓日方携二子从四川逃往广东避难,不幸遭遇海贼劫掠,除二子外,举家遇难,随身携带的行李、谱牒尽失,家族历史上这段惨痛的教训,令邓存醇刻骨铭心,莫齿难忘。关于这一不幸遭遇,毛毛依据《分谱》作了这样的叙述:邓日方于明末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赴粤东其父任上。这一家人行至广东高耀县(家谱上如此记载——作者注)三叉河的时候,遇到海贼劫夺,举家溺水而死。所幸的是,在海贼之中居然有人发了善心,将邓日方的两个儿子不杀,抛置岸上。

在邓存醇生活的年代,社会变乱频繁,在川东一带曾经多次发生变乱。计有:嘉庆元年(1796),遍及川东、川北一带的川、楚白莲教起义。道光十二年(1832)的渠县张定川、方人书谋乱广安。咸丰十年(1860)的李永和、兰大顺起义军,纵横川北。邓存醇亲眼目睹了一些富贵家族,就是在一次次变乱中遭遇陵夷之灾的。

邓氏家族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急剧下降。清代广安望溪乡姚平邓氏家族,曾经是一个望族,尤其以乾隆朝最为鼎盛。族人科甲连绵,有兄弟同榜而中举子者,有连登副贡者,更有高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屡官至大理寺卿者,以至其家族在当地有轮岁贡的声誉。然而到了清末,却今不著。事实上,邓氏家族早在嘉庆朝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从象征社会地位的功名讲,邓存醇已是该家族中最后一个贡生,其后再也没有人超过他所取得的功名了。从经济地位讲,早在嘉庆朝去世的第四世祖邓以俭之时,家族便处于衰败不振的境况,正如其死后的赞语所说:呜呼伤哉,各处先茔。旺气一退,煞气尽临。房房倾败,户户凋零。田园丧尽,宅舍不存。毛毛在书中还援引口碑资料说:好像是盛极必衰,风光一时的邓家至此以后竟然逐渐地衰败了下来,书香墨迹不但渐渐无入继承,就连耕田地亩也逐渐失去。据亲戚们讲,到了最后,就连那个最为神圣的翰林的家——翰林院,也穷得卖给他姓了。可见家道中落如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促使他对编修各类家谱的利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宇宙人生的兴废,都是天命决定的,运气的厚薄在一百年至二三十年间。因此,那种当其兴盛,支分派别时,就大肆炫耀;当其衰废时,就虚名空悬的修谱作法,又有何益呢?他还针对世之修谱者,为了夸大自己的门户,动辄拉历史上的名人附会世系的作法,进行批驳说,历史上那些大家氏族,原来的家谱都是很简单的,当其遭遇社会巨变时,连一朝的世系都不知道,又焉能记千百年来之祖籍乎!因此,凡以历史上的伟人、名人夸作祖贯者,都是虚伪不足信的。接着,邓存醇历数了有的修谱的人,贪图纸札多、册页繁,结果把同姓的人,联为一宗,芝麻、绿豆各不相属的东西统统归在一起的危害。指出:这样做,天下承平时尚可显示其荣,一遇发生变故,就只有颠扑于道路。

有鉴于此,他坚持在自己的修谱实践中,对家门中的富贵显宦,不敢谬引为同宗;亲属之支派,不房房缕举。所书之家谱,各执一本。由于这样的家谱各记其分派,各叙其来历,有一人即有《分谱》一本,其特征显然应属于房谱一类的。这样的《分谱》虽然记载的面较窄,但它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平常大家可以互相对证,以保宗族血脉联系不断;万一发生变乱,则可便于携带,即使过都越国不难也,而不至于惨遭历史上那种谱牒尽失的不幸。

自邓存醇首创《邓氏分谱》以后,68年间(1882—1949),邓氏家族没有再续家谱。直到1949年,当邓氏家族发起再修族谱时,这才有人出来理清这个源流。于是,这就有了邓绍明以下一篇谱序——《新修分谱启》问世: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史固不可无,家谱亦不可不有。吾族自明以前,弗可考矣。明初鹤轩公入蜀,居广安二百年中,人才辈出,而吾族谱,人皆有之。爰逮明末,天下大乱,四川为最。持谱而散四方者,不可胜数。时,吾祖日方携眷属之粤东廉祖任上,以避之河()。过三叉河,海贼劫抢,举家溺水。其子嗣祖、绍祖弟兄独存,所带之行李、谱牒,随之损失矣。

及至清初,嗣、绍弟兄奉谕回籍,人数少,无谱可,迄今人数多,而谱无,可乎?吾祖甚惧之。幸前清光绪间贡生存醇幺祖,出草创分谱存其家,而族人无有焉。吾见而欣之,录而藏之者。又数十年矣,久欲修之,以颁吾族,而未得其便。今族众心热,共同组织,新修分谱,雇工刻印,分给各房。人人有谱,世世加添。譬之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远流传也,岂不善欤?是为叙。

这篇谱序作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孟春(正月)。作者署名为布衣邓绍明。据稿本《邓氏分谱序》,有邓绍明的亲笔批注曾侄孙绍明续记此字样,表明他与存醇幺叔祖的关系。又据稿本及刻本,八世祖邓克丰,字裕元,有六子,其第三子即为绍明,自注为业儒,表明作者的身份为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教师。另据稿本载,九世祖邓绍明,生于光绪八年,卒于1960年,享年79岁。

他以68岁的儒师身份,主持这次续修分谱,无论在威望和知识上,具备了掌握家族发展的历史、摸清修谱的沿革的能力。当家族人口增多,需要修谱,而整个家族无人有谱之时,他于是慨然出来承担这一重任。他的具体作法是,先从幺祖邓存醇的后人家中,发现了这份宝贵的《邓氏分谱》的草稿。然后,根据这个草稿,重新编修为《分谱》(稿本)。最后,再对这个稿本进行加工,作了一些调整和技术处理,最终续编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邓氏分谱》刻印本。

由此可见,广安邓氏家族在经过明末变乱之后,一直到了1949年,全族只编印了一种家谱——《邓氏分谱》。为什么只修房谱性质的《邓氏分谱》,而不是其他,这与创修人六世祖邓存醇生活的时代与他对修谱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三、《邓氏分谱》与邓小平家人

民国刻本《邓氏分谱》开篇所载的规定条例十条,其第一、二条就明确规定:此谱有一丁即应有一部此谱有一代即接添一代。由此看来,凡是邓氏家族的成员,不仅都应领得一部分谱,而且还该在谱上有名。

那么,出生在广安家乡,并在这里渡过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及其家人,是否在这本《分谱》上留下痕迹呢?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我们家的人都不知道邓家还有家谱。她对此还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家,不是邓氏嫡传,乃系旁支,所以我们家的人都不知道邓家还有家谱。在封建社会里,正统的观念是绝对的。一个家族中,只有嫡传子孙,才能堂堂正正地记入家谱上面。也就是长子、长孙、长重孙、长重重孙的家庭,才可以记载在簿。我们邓氏的家谱,就保存在邓家老祖宗的这家嫡孙的手中。

经过仔细查阅各种版本的《邓氏分谱》,确实没有关于邓小平及其家人这一房世系的记录。现存各种版本的持有人,与邓小平家人这一房人,只是同一远祖的血缘关系。这表明,邓小平这一房人的确没有按规定续谱和持有族谱。

但是,在《邓氏分谱》上,有关这一房人的文字记载,并非无迹可循。

首先,在邓绍明手书的《邓氏分谱》稿本上,有一篇《裕元祖八十生辰寿文》,是民国十九年(1930)仲春月(二月),为纪念邓绍明的父亲邓克丰(字裕元)80岁大寿而作的。文章的作者署名有三人:一是愚甥蒋广忠顿首拜撰,另二人是堂侄绍昌、绍瑚顿首恭祝。这里的邓绍昌,就是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他在邓克丰面前自称堂侄,表明他与稿本的作者邓绍明是堂兄弟的关系。正是由于寿翁邓克丰是作者的父亲,所以他才在稿本中收藏了这篇家族文献。也正是因为保存了这篇寿文,我们才知道邓绍昌、邓绍瑚同为邓克丰的堂侄,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堂兄弟的关系。

现在,同为堂兄弟的邓绍明,为《邓氏分谱》的续编者,其后人邓先远为稿本的持有者;同为堂兄弟的邓绍瑚,如本文第一节所述,为《邓氏分谱》手抄本持有者的第九世祖。表明两位堂兄弟都与分谱有密切关系,其后人都是现存《邓氏分谱》的持有者。据此推断,同为堂兄弟的邓绍昌这一房人。自然不会被排斥在分谱之外。如果编修分谱时邓绍昌还在世的话,他理所当然地应与他的两位堂兄弟一样,谱上有名,后人持谱。

只是后来邓绍昌这一房的家庭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正如毛毛在书中所记述的:她的爷爷邓绍昌这一辈,仅是三代单传。邓绍昌生于1886年,卒于1936年。他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邓小平十多岁就离家,一去不回。二子邓垦又出去念书,也参加革命,有家无归。第三个儿子也闹着要出去闯天下。爷爷一气之下追他而去,竟然死在了外面。

由此可见,邓绍昌在为叔父邓克丰做完80大寿文以后6年,就离开人世了。而他的几个儿子也在此前离家外出。以至到1949年编修分谱时,这一房人基本上没有男丁在家,所以无缘主持将这一房人的世代添加进去。

虽然邓绍明在编修分谱时,没有把这房人的世代添加进去,但在现存分谱上,仍可发现有记录该房后人,尤其是有关邓小平的文字。如在《邓氏分谱》稿本第16页,记载八世祖邓克丰的生平时,就提到其侄小平先圣。原文如下:

八世祖讳克丰,字裕元,妣李氏。所生六子:长绍绾、次绍清、次绍明(业儒)、次绍智、次绍安、次绍圣(民国九年与其侄小平先圣留法,至十五年旋入俄,今尚未归)

稿本上的这段文字,写作时间不详,当时尚不知道1926年入俄以后邓小平与其堂叔邓绍圣是否回国的情况。可是,到了1949年分谱付印时,这段文字在刻印本上却变成了:

八世祖讳克丰,字裕元,妣李氏。所生六子:长绍绾,次绍清、次绍明(业儒)、次绍智、次绍安、次绍圣(民国九年与其侄小平先圣留法,至十五年旋入俄,后返国)。

这表明到分谱正式出版时,广安邓氏家族已知道邓小平与其堂叔邓绍圣早已回国的情况,所以又对原来的记述作了更正。

关于邓绍圣留法的事,在邓绍明的稿本中,还有所反映。这就是在稿本所收集的另一篇寿文,即在为邓克丰作80大寿时,由清末举人聂开基撰写的《裕元祖八十生辰寿文》。该文提到:“……以故绍明弟兄,非农而商。惟其六弟绍圣,聪颖能读。翁令其游学法国。虽年费千金不吝也。这段文字,从族谱资料上印证了邓小平与其堂叔邓绍圣赴法留学的事实,第一次透露出年费千金的史料线索。由于邓绍明与邓绍昌为堂兄弟,他的六弟邓绍圣与邓小平一道留学法国,所以,即使邓绍昌不在人世了,该房后人没有把世代续填在谱上,但他还是利用主持续修分谱之便,在记述自己六弟的情况时,顺便将同道留学的堂侄邓小平记述出来。

附带说明,毛毛在书中多处提到邓小平的这位同道赴法留学的远房叔叔邓绍圣,还说邓小平在法国只照了四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即为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邓绍圣一起合照的。而在1949年出版的《邓氏分谱》上,他们的名字早就起出现了。

末了,若问邓小平家人为何不知有家谱?从上面追溯的《分谱》编修过程表明,由于邓小平早年投身革命,家中无人参与修谱,自然不会知道有家谱这件事。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于从小离开家乡,投身革命,不知道自己家族有家谱,这是常有的事。如杨尚昆自幼离家参加革命,只是到1987年第一次返回故乡潼南县,由于县里正在修新县志,他才知道杨氏家族的源流,是来自于江西移民的后裔。后来,由于撰写回忆录的需要,通过查找《潼南杨氏族谱》,这才弄清自己准确的出生日子(《杨尚昆回忆录》)。由此推知,既然编修《分谱》发生在邓小平离家以后,而后来邓小平又一直没有回过故乡,因此,他当然不知道邓氏家族修有《邓氏分谱》,更不知道《分谱》上还间接记有他父亲和他本人的名字。

    另外,还有一个客观社会环境的因素也需要考虑进去。这就是:由于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投身革命,本身就是对自己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背叛,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战争和解放后的阶级斗争环境下,家族被视为封建社会的产物,因此,他们在自己家里,忌讳提起家谱,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出自撰写《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追踪家族的需要,相信广安邓氏家族有《分谱》这件事仍不为世人所知。因此,毛毛在书中说我们家的人都不知道邓家还有家谱,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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